根据经由比例原则补充后的法益保护原则，在判断是否应当将某类行为规定为犯罪时，应当按照以下五个步骤展开：（1）目的是否具有合理性？（2）刑罚是不是达到合理目的的有效手段？（3）是否存在替代刑罚的手段？（4）利用刑罚保护法益的同时可能造成何种损害？（5）对相应的犯罪应当规定何种刑罚？ 不难发现，前四点是针对是否应当将某类行为规定为犯罪而言的，而第五点是针对法定刑的设置而言的。
改革和法治的关系，集中体现为在法治下推进改革、在改革中完善法治。要研究不同法系、不同国家的法律，特别要熟悉大国的法律体系和执法司法程序，掌握法律博弈的主动权和法理制高点。
要推动扫黑除恶常态化，坚决打击黑恶势力及其保护伞，让城乡更安宁、群众更安乐。两个《实施纲要》生动体现了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的指导思想和决策部署。各级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是法律实施的重要主体，必须担负法律实施的法定职责，坚决纠正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现象，坚决整治以权谋私、以权压法、徇私枉法问题，严禁侵犯群众合法权益。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同志更为精炼地指出：全面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的一场深刻革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
习近平同志以法治工作者法治队伍等概念，取代沿用了数十年的法律工作者和法律工作队伍等概念，凸显了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对法治职业的更高标准和更高要求。对人民内部矛盾，要善于运用法治、民主、协商的办法进行处理。（2）法律教育课程之不合时宜。
（5）适应创造能力的薄弱等现象。他们无非将别人著作里所开的参考书目照抄一遍，以表示自己学问之渊博。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历史学、哲学、伦理学等与法学都有密切的关系，可是当代法学家中对于这些科目有相当研究者能有几人？由于时间与精力的限制，我们当然不能希望个个学法之士对于这种科目都有相当研究。我国采民商合一制，即连宪法在内亦仅有五法，若将宪法除外，则不过四法。
法理学虽是一门最重要的高深科目，有些人却把它当作法学通论看。我国如果以日本的法例为大陆法的典型的制度，岂不是辜负了法兰西等开明的民族？民商分立的制度本是历史的产物，虽已由法德流传到日本，在欧洲已为许多国家如瑞士、苏俄、意大利等所放弃。
我国社会的组织在许多方面靠这种制度来支持。（3）从一般社会风气的转移努力。法律的属地主义在西洋早已由绝对性而变为相对性的东西，一般国家都承认在某种情形之下外国人得适用其本国或非所在国的法律。有关法律制度或理论本身的文字，固然应该多多发表，而对于上述其他有关方面的也应该有所努力。
刑事陪审制度自法国大革命后，随着拿破仑法典直接间接流传到欧陆其他国家。可是我国有很多法学家或法官竟将二者混为一谈，以为领事裁判权一经撤废，外国人决无适用中国以外法律之余地。如果它的范围之大，程度之深，已达到了与众不同的地步，那便成为一种变态——一种毛病。试问：一个经父兄师长多年教育而不能改善的犯人在短短的不满6月的监禁期间会受感化而痛改前非吗？经验告诉我们这是不可能的，并且这种措置反而使多数犯人由偶犯而成为职业犯、习惯犯。
我国学法律的人对于国内法固然缺乏适应创造的能力，对于国际法更是如此。一、导 言 《新法学》的创刊号出版在即，孙晓楼先生要我为创刊号写一篇文章。
我对于法学愧无深切研究，不能代表《新法学》的同仁提出什么高明的意见。这些原则的发展确立有赖于各文明国家的鼓吹、解释及运用。
我国学者不察，竟将六法之称奉为天经地义，不问我国有无六法或书中所包罗者是否多于六法，概以六法名之。作者：杨兆龙（1904—1979），著名法学家，曾任东吴法学院院长、华东政法学院《法学》月刊编委。在近代制度方面纵不能对于意大利等的新趋势有所研究，至少应该对于法、德、奥、瑞的法例下一番工夫。宪法虽属重要，多数研究或教授宪法者却不懂得法律，竟把这门科目看作与政治学大同小异。日本法虽然以德、法两国为例，但是如果专门以它为研究的对象，对于大陆法决不能有全面的认识和深刻的了解。此外可举的例子还很多。
可是世界上有几个领导国家，因为自身利害关系，并没有真心维护这些主张。（2）从法律教育的改进充实努力。
可是我国在1936年起草现行的战争罪犯审判条例时竟有许多老刑法学家主张将刑法第1条的原则作为处罚战犯的标准。所列的书籍有很多是从未见过或看不懂的。
其次讲到几种特殊的法学科目。谁都知道现代刑事政策侧重于犯人的感化与改善，但是我们刑法中适用短期自由刑的罪名非常多，经我们的法官判处不满6月之短期自由刑的犯人约占全体处自由刑者60%以上。
（2）一般人之不尊重专家，尤其法学专家。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国际联盟盟约以及其他公约更正式地容纳了这些主张。第二，有许多人以为大陆法就是日本法。三、《新法学》应有努力 由以上所述各点看来，《新法学》如果要完成它的革新或改革法学的使命，必须先去除法界的贫乏，即消灭：（1）法学内容的陈腐。
如果有的话，其性质如何。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我们坊间所流行的六法全书或六法大全。
本文摘自《杨兆龙法学文选》，（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杨兆龙著，郝铁川、陆锦碧编），第137-147页，原题为《新法学》诞生的前夕一一法学界的贫乏 进入专题： 法学界 。所以表面上尽管引经据典，实际上我们对于它的准确性不能不发生怀疑。
因此立法者尽管制定法律，法官们尽管审理案子，大家对于法律实施的情形及其对于人民生活的影响难得过间，这在刑事方面最容易看出。世界各国的法学界有毛病者当然不止一处两处。
因为法学者忽视法律学理论的研究及不讲法律制度的功能，法律的技术才机械，法律科学及法律制度才缺乏适应性与创造性。至于较专门高深的例子，那更是举不胜举。其他国家的刑事法例亦大都与此相符。可是实际上著者只懂中文与英文或日文，有时连英文、日文都不懂。
坊间流行的名著将外国人名书名或法律名词拼错引错的不知有多少，甚至有将人名当作书名，书名当作人名的。革新或改造任何一种东西，必先明了其毛病或缺点之所在。
根据这种说法，《新法学》应该理解为一种适合现代需要的法学，它的使命是革新或改造与现代需要脱节的固有法学，使它适合现代的需要。不过，新法学与旧法学的区别究竟何在，各人所见未必相同。
这一套理论，因为几个野心国家的有力吹鼓，在近百年来差不多已变成国际秩序基本原则。（三）法律技术的机械 法律是达到某种目的之工具，研究或运用法律须注意法律之目的并检讨其实际功能。
